当水资源稀缺或受到污染时，或者当人们无法平等或无法获得水资源时，社区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加剧。全世界有30多亿人依赖跨越国界的水源。只有24个国家就其所有共享水资源达成了合作协议。水可能会创造和平或引发冲突，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应对挑战或危机。合作是朝着和谐、繁荣和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复原力迈出的主动一步。
“河长制”是中国实施相关方的协调机制，共同为中国河湖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杰出实践。全球水伙伴（中国长江）和全球水伙伴总部共同研究撰写了报告《促进长江塑料污染控制的伙伴关系--利用河长制加强协调》。文中提到：“河长制是21世纪初引入的一种组织结构，旨在支持中国河流和湖泊的保护和环境管理”。报告中描述了如何运用河长制来加强各方的协调以及相关案例，为有效控制流域污染奠定了基础。
河长制，即由中国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“河长”，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。“河长制”工作的主要任务包括六个方面：一是加强水资源保护，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严守“三条红线”；二是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，严格水域、岸线等水生态空间管控，严禁侵占河道、围垦湖泊；三是加强水污染防治，统筹水上、岸上污染治理，排查入河湖污染源，优化入河排污口布局；四是加强水环境治理，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，加大黑臭水体治理力度，实现河湖环境整洁优美、水清岸绿；五是加强水生态修复，依法划定河湖管理范围，强化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；六是加强执法监管，严厉打击涉河湖违法行为。
报告指出，2016年12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》，并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这标志河长制开始从局部应急政策试验迅速过渡到全国行动。截至2021年，中国有120多万条河流纳入河长制的管理体系。
“河长制”明确了地方党政领导对环境质量负总责的要求，对环境保护的职能问题作出了新的、科学的审视。“河长制”最大程度整合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执行力，弥补了早先“多头治水”的不足，真正形成全社会治水的良好氛围。从现有组织架构来看，纵向从市委书记、市长开始，“系在一根绳上”的还有区委书记、区长，镇党委书记、镇长，村支部书记、村委主任，大大小小担任全市各级“河长”的干部人数近2000名；横向从市委、市政府开始，发改、经贸、财政、规划、建设、国土、城管、工商、公安等12个部门都各有分工、各具使命，谁都不能在水环境治理上缺位。这个办法，最大程度整合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力量，弥补了早先“多头治水”的弊端，使治水网络密而不漏，任何一个环节上都有部门、有专人负责。而“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”的治水“生态链”，使每个部门都不敢玩忽职守，提高了水环境治理的行政效能。
随着“河长制”的层层推进，社会力量也被带动起来。最明显的是产业结构调整，沿河、沿湖的企业不得不放弃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，超标排污企业被关停，有环保自觉的企业家开始寻求清洁生产方式，循环经济得到发展。“河长制”也壮大了民间治水的信心和决心，机关干部、党团员、青年学生中宣传环保的积极性高涨，家庭妇女也广泛参与，全市水环境治理的氛围空前良好。
“河长制”虽按照行政交界面划分并落实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治水责任，但水是活水，一条河的治理需要上下游共同配合。《决定》提出的目标，既对各市（县）区的治水吹响了“竞技”口哨，又对各市（县）区上下游联动、协调配合提出了要求。事实上，面对这样的目标任务，各市（县）区没有一家敢在治水大业上“拖后腿”，标本兼治，不玩花架子成为各地干部的自觉意识。按照《决定》要求，各地要对辖区内“河长制”河道造册建档，做好数字、文字、图像等全面记录，并因地制宜实施“一河一策”，有针对性地确定治水方案。同时，每条河都必须切实落实截污、清淤、企业整治、河容整治、两岸绿化、环境卫生等基本措施，地方政府同步做好排污总量控制、环境卫生监管、船舶污染治理等。
“河长制”的建立，为科学理性地实现和推进这些目标、措施提供了可能，如果没有这样的联动机制，水污染问题难以得到彻底根治。为长江流域的发展和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讲述的“河长制”的故事完美地呼应了联合国在2024年世界水日的主题文章中所写的内容，“当我们在水资源方面进行合作时，我们会产生积极的连锁反应——促进和谐，创造繁荣，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复原力。我们都需要团结在水资源周围，用水促进和平，为更稳定、更繁荣的明天奠定基础。”